非正式制度是农村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农民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关联、非正式制度、合作行为三者的关联机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强调中国农村非正式制度因功能差别可分为“防御性”与“开拓性”两种类型，它们的再生产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数量与规模特征有不同作用。根据逻辑推演，以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现存“土堡”建筑作为非正式制度“防御性”功能的衡量指标，探究其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土堡对所属村庄的经济组织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业合作社平均规模的影响为负，这种负向影响并未出现在制造业，理论假说得到了实证资料的支持。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现阶段中国农村现代化应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但这一过程应尊重非正式制度作用的产业差异，并坚持以农民为主体、适度规模经营两个基准。

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中国的减贫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减贫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奇迹般”成就，减贫成就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高增长阶段，减贫历程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相伴随。为此应在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农村减贫，前两者意味着经济增长，后两者则体现为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相结合是形成减贫绩效的主要原因。二元结构转化影响减贫的四种效应能够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转型为效应发挥提供了制度基础。2020年之后，中国减贫战略将进入“下半程”，即应依靠常规方式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来解决城乡相对贫困问题，这在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上需要推动减贫战略与二元结构转化的再衔接。

央地财政关系与城镇化质量是新时期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理解中国城镇化质量需要在央地财政关系和城镇化质量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央地财政关系是中国城镇化实现快速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也是造成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制度性成因，央地财政关系可以通过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城镇化发展质量。在实证研究层面，基于197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可以考察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分税制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的“为增长而竞争”模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是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对城镇化质量的特征事实的实证研究为该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城镇化质量除了可以通过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来直接推进以外，还可以通过调整央地财政关系来间接引导。这为新时期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